皮埃爾皮卡爾多大歲數

『壹』 20年後中國和世界的推薦序

20年後的世界，中國人的世界？
帕斯卡·奧多諾
我們總會選一些書擺在自己的書架上，以備不時之需。它們往往是最珍貴的。那麼，在經濟學領域，什麼樣的書才算得上是一本有用的工具書呢？皮埃爾·皮卡爾做出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一般評論性書籍往往引人入勝，但生動的文筆通常掩蓋了其信息的匱乏，除非書中僅涉及對原始信息泛泛的引用。本書也是一本評論性書籍——無論作者是否同意這一說法，而有所不同的是，本書側重於提供原始信息、數據和資料並以此為基礎展望未來。
因此，皮埃爾·皮卡爾的這本書同時也是一部詳盡闡釋「20年後的中國與世界」的文獻。當然，寫出這樣一本關於這個美麗而又神秘的東方國度的著作，並認為它將會超越以往所有的大國，皮埃爾·皮卡爾絕非第一人。
中國對於世界各國而言都是一個不可小覷的挑戰者，對於美國和歐洲列強——這些曾經的世界霸主而言更是如此。皮埃爾·皮卡爾對此進行了詳細闡釋。中國已成為全世界的加工車間，並一直持有著數額最為巨大的外匯儲備。無論是在經濟金融領域、人文領域還是在科技領域，中國都在朝著世界第一強國邁進，作者將在本書中為我們詳細描繪這一緩慢征途。
書中涉及到的數字非常驚人，皮埃爾·皮卡爾就像排兵布陣一樣將它們羅列開來：城市規模發展迅猛，通訊方式層出不窮，中國將要構建起世界上最龐大的公路、鐵路以及航空網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曾一度拒絕成為海上強國，而如今情況則大不相同，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強國，其港口規模也將變得十分巨大；中國在全世界各個領域廣泛投資，成為最大的直接投資國，尤其是在農業方面，中國在全球各地購置了數百萬公頃的土地；每年都有不計其數的工程師和高級技術人員從大學校園走出，研究中心也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涌現。
中國的強大將體現在外交領域，在商討重大國際問題、處理各大國際機構（如果際貨幣組織、聯合國等）事務的過程中，都少不了中國的聲音。「明天的世界，一切都會中國化嗎？」本書一針見血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其結論也毫不曖昧：「這將是場徹底地變革，我們必須去習慣。」
然而，在向這部作品的出色品質致敬並給出高分之後，我作為評論家的任務並未到此終止，我應該更進一步履行我的職責。在讀這本書的同時——相信應該有更多的人來閱讀它，我不禁想起另外一本在當時同樣振奮人心的書：由美國的社會展望學先驅赫爾曼·卡恩所著的《日本的挑戰》。該書於1971年在法國出版。四十年前，這本書描繪了日本勢不可擋的崛起，使得西方國家難以望其項背。赫爾曼·卡恩曾告誡西方人：「這個國家的人均GDP將會超越美國，其GDP總值或將在2000年左右超過美國……」他還補充道：「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日本人想要利用其自身環境創造出一件藝術品，打造精湛的技術。」我們不會對日本人對環境的所作所為刨根問底，因為我們非常清楚自然事件是上演歷史的根源。畢竟赫爾曼·卡恩編織的預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人們的寬容。
我們會說，經濟學已經發展進步，不必再通過這種歷史性對比來尋求原因了。但中國是否能一直這樣從容並毫不畏懼地走向世界之巔，我們對此也會抱有這樣或那樣的疑問。亨利·基辛格曾說過，中國的世界性規劃可能會與「重大的內部問題」相沖突。
首要問題就是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製造」數以萬計的工程師、學者、企業家、管理人員與金融家，將不可避免地產生與之相關的責任、組織和權力等問題。
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理應獲得收益，況且建造新的機場、高速鐵路等設施會造成嚴重的財政赤字，這對所有人來說都已經不是秘密了。為了避免中國的大型經濟區擠成一團，形成「血栓」，就必須重新調整全國的經濟發展態勢，將重心向中心城市轉移。而這又會產生怎樣的社會成本呢？
對於中國這個未來的世界領袖，亨利·基辛格還曾斷言：「很難相信連這樣基本的轉變都需要操勞的國家，會有時間把精力放在主宰世界上。」
四十年後，皮埃爾·皮卡爾說的預言能否應驗呢？這並不重要！正是因為他提出了，並嚴謹而清楚地剖析了中國問題，這本書才值得一讀。
……
祝您閱讀愉快！
皮埃爾·皮卡爾博士年12月5日，於陽朔

『貳』 地球有多大這個事物是如何測定的

要是讓你挑出有史以來最不愉快的實地科學考察，你肯定很難挑得出比1735年法國皇家科學院的秘魯遠征更加倒霉的。在一位名叫皮埃爾·布格的水文工作者和一位名叫查理·瑪麗·孔達米納的軍人數學家的率領下，一個由科學家和冒險家組成的小組前往秘魯，旨在用三角測量法測定穿越安第斯山脈的距離。

那個時候，人們感染上了一種了解地球的強烈慾望——想要確定地球有多大年齡，多少體積，懸在宇宙的哪個部分，是怎樣形成的。法國小組的任務是要沿著一條直線，從基多附近的雅羅基開始，到如今位於厄瓜多的昆卡過去一點，測量1度經線（即地球圓周的三百六十分之一）的長度，全長約為320公里，從而幫助解決這顆行星的周長問題。

事情幾乎從一開始就出了問題，有時候還是令人瞠目的大問題。在基多，訪客們不知怎的激怒了當地人，被手拿石頭的暴民攆出了城。過不多久，由於跟某個女人產生誤解，測量小組的一名醫生被謀殺。組里的植物學家精神錯亂。其他人或發熱死去，或墜落喪命。考察隊的第三號人物——一個名叫讓·戈丁的男人——跟一位13歲的姑娘私奔，怎麼也勸不回來。

測量小組有一次不得不停止工作8個月；同時，孔達米納騎馬去利馬，解決一個許可證問題。他最後和布格互不說話，拒絕合作。這個人數越來越少的測量小組每到一處都讓當地官員們心存狐疑。他們很難相信，這批法國科學家為了測量世界而會繞過半個地球。這根本說不通。兩個半世紀以後，這似乎仍是個很有道理的問題。法國人犯不著吃那麼多苦頭跑到安第斯山脈，干嗎不就在法國搞測量？

一方面，這是因為18世紀的科學家，尤其是法國科學家，辦事很少用簡單的辦法。另一方面，這與一個實際問題有關。這個問題起源於多年以前——早在布格和孔達米納夢想去南美洲之前，更不用說有理由這么做之前——英國天文學家埃德蒙·哈雷。

哈雷是個不同凡響的人物。在漫長而又多產的生涯中，他當過船長、地圖繪制員、牛津大學幾何學教授、皇家制幣廠副廠長、皇家天文學家，是深海潛水鍾的發明人。他寫過有關磁力、潮汐和行星運動方面的權威文章，還天真地寫過關於鴉片的效果的文章。他發明了氣象圖和運算表，提出了測算地球的年齡和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的方法，甚至發明了一種把魚類保鮮到淡季的實用方法。他惟一沒有干過的就是發現那顆冠以他名字的彗星。他只是承認，他在1682年見到的那顆彗星，就是別人分別在1456年、1531年和1607年見到的同一顆彗星。這顆彗星直到1758年才被命名為哈雷彗星，那是在他去世大約16年之後。

然而，盡管他取得了這么多的成就，但他對人類知識的最大貢獻也許只在於他參加了一次科學上的打賭。賭注不大，對方是那個時代的另外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羅伯特·胡克，人們現在記得最清楚的興許是他描述了細胞；另一位是偉大而又威嚴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起先其實是一位天文學家，後來還當過建築師，雖然這一點人們現在往往不大記得。1683年，哈雷、胡克和雷恩在倫敦吃飯，突然間談話內容轉向天體運動。據認為，行星往往傾向於以一種特殊的卵行線即以橢圓形在軌道上運行——用理查德·費曼的話來說，「一條特殊而精確的曲線」——但不知道什麼原因。雷恩慷慨地提出，要是他們中間誰能找到個答案，他願意發給他價值40先令（相當於兩個星期的工資）的獎品。

胡克以好大喜功聞名，盡管有的見解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他聲稱他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但現在不願意告訴大家，他的理由有趣而巧妙，說是這么做會使別人失去自己找出答案的機會。因此，他要「把答案保密一段時間，別人因此會知道怎麼珍視它」。沒有跡象表明，他後來有沒有再想過這件事。可是，哈雷著了迷，一定要找到這個答案，還於次年前往劍橋大學，冒昧拜訪該大學的數學教授艾薩克·牛頓，希望得到他的幫助。

牛頓絕對是個怪人——他聰明過人，而又離群索居，沉悶無趣，敏感多疑，注意力很不集中（據說，早晨他把腳伸出被窩以後，有時候突然之間思潮洶涌，會一動不動地坐上幾個小時），幹得出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也是劍橋大學的第一個實驗室，但接著就從事異乎尋常的實驗。有一次，他把一根大針眼縫針——一種用來縫皮革的長針——插進眼窩，然後在「眼睛和盡可能接近眼睛後部的骨頭之間」揉來揉去，目的只是為了看看會有什麼事發生。結果，說來也奇怪，什麼事兒也沒有——至少沒有產生持久的後果。另一次，他瞪大眼睛望著太陽，能望多久就望多久，以便發現對他的視力有什麼影響。他又一次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雖然他不得不在暗室里待了幾天，等著眼睛恢復過來。

與他的非凡天才相比，這些奇異的信念和古怪的特點算不了什麼——即使在以常規方法工作的時候，他也往往顯得很特別。在學生時代，他覺得普通數學局限性很大，十分失望，便發明了一種嶄新的形式——微積分，但有27年時間對誰也沒有說起過這件事。他以同樣的方式在光學領域工作，改變了我們對光的理解，為光譜學奠定了基礎，但還是過了30年才把成果與別人分享。

盡管他那麼聰明，真正的科學只佔他興趣的一部分。他至少有一半工作年齡花在煉金術和反復無常的宗教活動方面。這些活動不是涉獵，而是全身心地撲了進去。他偷偷信仰一種很危險的名叫阿里烏斯教的異教。該教的主要教義是認為根本沒有三位一體（這有點兒諷刺意味，因為牛頓的工作單位就是劍橋大學的三一學院）。他花了無數個小時來研究耶路撒冷不復存在的所羅門王神殿的平面圖（在此過程中自學了希伯來語，以便閱讀原文作品），認為該平面圖隱藏著數學方面的線索，有助於知道基督第二次降臨和世界末日的日期。他對煉金術同樣無比熱心。1936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拍賣會上購得一箱子牛頓的文件，吃驚地發現那些材料絕大部分與光學或行星運動沒有任何關系，而是些有關他潛心探索把低賤金屬變成貴重金屬的資料。20世紀70年代，人們通過分析牛頓的一綹頭發發現，裡面含有汞——這種元素，除了煉金術士、制帽商和溫度計製造商以外，別人幾乎不會感興趣——其濃度大約是常人的40倍。他早晨有想不到起床的毛病，這也許是不足為怪的。

1684年8月，哈雷不請自來，登門拜訪牛頓。他指望從牛頓那裡得到什麼幫助，我們只能猜測。但是，多虧一位牛頓的密友——亞伯拉罕·棣莫佛後來寫的一篇敘述，我們才有了一篇有關科學界一次最有歷史意義的會見的記錄：

1684年，哈雷博士來劍橋拜訪。他們在一起待了一會兒以後，博士問他，要是太陽的引力與行星離太陽距離的平方成反比，他認為行星運行的曲線會是什麼樣的。

這里提到的是一個數學問題，名叫平方反比律。哈雷堅信，這是解釋問題的關鍵，雖然他對其中的奧妙沒有把握。

艾薩克·牛頓馬上回答說，會是一個橢圓。博士又高興又驚訝，問他是怎麼知道的。「哎呀，」他說，「我已經計算過。」接著，哈雷博士馬上要他的計算材料。艾薩克爵士在材料堆里翻了一會兒，但是找不著。

這是很令人吃驚的——猶如有人說他已經找到了治癒癌症的方法，但又記不清處方放在哪裡了。在哈雷的敦促之下，牛頓答應再算一遍，寫出一篇論文。他按諾言做了，但做得要多得多。有兩年時間，他閉門不出，精心思考，塗塗畫畫，最後拿出了他的傑作：《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更經常被稱之為《原理》。

極其偶然，歷史也只有過幾次吧，有人作出如此敏銳而又出人意料的觀察，人們無法確定究竟哪個更加驚人——是那個事實還是他的思想。《原理》的問世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刻。它頓時使牛頓聞名遐邇。在他的餘生里，他將生活在贊揚聲和榮譽堆里，尤其成了英國因科學成就而被封為爵士的第一人。連偉大的德國數學家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茲也認為，他對數學的貢獻比得上在他之前的所有成就的總和，盡管在誰先發明微積分的問題上，牛頓曾跟他進行過長期而又激烈的斗爭。「沒有任何凡人比牛頓更接近神。」哈雷深有感觸地寫道。他的同時代人以及此後的許多別人對此一直懷有同感。

《原理》一直被稱為「最難看懂的書之一」（牛頓故意把書寫得很難，那樣就不會被他所謂的數學「門外漢」糾纏不休），但對看得懂的人來說，它是一盞明燈。它不僅從數學的角度解釋了天體的軌道，而且指出了使天體運行的引力——萬有引力。突然之間，宇宙里的每種運動都說得通了。

《原理》的核心是牛頓的三大運動定律（定律非常明確地指出，物體朝著推力的方向運動；它始終做直線運動，直到某種別的力起了作用，使它慢下來或改變它的方向；每個作用都有相等的反作用）以及他的萬有引力定律。這說明，宇宙里的每個物體都吸引每個別的物體。這似乎不大可能，但當你在這里坐著的時候，你在用你自己小小的（的確很小）引力場吸引你周圍的一切事物——牆壁、天花板、燈、寵物貓。而這些東西也在吸引你。是牛頓認識到，任何兩個物體的引力，再用費曼的話來說，「與每個物體的質量成正比，以兩者之間距離的平方反比來變化」。換一種說法，要是你將兩個物體之間的距離翻一番，兩者之間的引力就弱4倍。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示：

F=Gmm』R²

這個公式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當然是根本沒有實際用途的，但至少我們欣賞它的優美，它的簡潔。無論你走到哪裡，只要做兩個快速的乘法，一個簡單的除法，嘿，你就知道你的引力狀況。這是人類提出的第一個真正有普遍意義的自然定律，也是牛頓到處深受人們尊敬的原因。

《原理》的產生不是不帶戲劇性的。令哈雷感到震驚的是，當這項工作快要完成的時候，牛頓和胡克為誰先發明了平方反比定律吵了起來，牛頓拒絕公開關鍵的第三卷，而沒有這一卷，前面兩卷就意義不大。只是在進行了緊張的穿梭外交，說了許多好話以後，哈雷才最後設法從那位脾氣怪僻的教授那裡索得了最後一卷。

哈雷的煩惱並沒有完全結束。英國皇家學會本來答應出版這部作品，但現在打了退堂鼓，說是財政有困難。前一年，該學會曾經為《魚類史》下了賭注，該書成本很高，結果賠了老本；他們擔心一本關於數學原理的書不會有多大銷路。哈雷盡管不很富裕，還是自己掏錢支付了這本書的出版費用。和以往一樣，牛頓分文不出。更糟糕的是，哈雷這時候剛剛接受學會的書記員的職位，他被告知，學會已經無力給他答應過的50英鎊年薪，只能用幾本《魚類史》來支付。

牛頓定律解釋了許許多多事情——海洋里潮水的飛濺和翻騰；行星的運動；為什麼炮彈著地前沿著一條特定的彈道飛行；雖然我們腳下的行星在以每小時幾百公里的速度旋轉，為什麼我們沒有被甩進太空——這些定律的全部意義要費好大工夫才能領會。但是，它們揭示的有個事實幾乎馬上引發了爭議。

那就是，該定律認為，地球不是滴溜滾圓的。根據牛頓的學說，地球自轉產生的離心力，造成兩極有點扁平，赤道有點鼓起。因此，這顆行星稍稍呈扁圓形。這意味著，1度經線的長度，在義大利和蘇格蘭是不相等的。說得確切一點，離兩極越遠，長度越短。這對那些認為地球是個滴溜滾圓的球體，並以此來測量這顆行星的人來說不是個好消息。那些人就是大家。

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人們想要測算出地球的大小，大多使用很嚴格的測量方法。最先做這種嘗試的人當中有一位英國數學家，名叫理查德·諾伍德。諾伍德在年輕時代曾帶著個按照哈雷的式樣製作的潛水鍾去過百慕大，想要從海底撈點珍珠發大財。這個計劃沒有成功，因為那裡沒有珍珠，而且諾伍德的潛水鍾也不靈，但諾伍德是個不願意浪費一次經歷的人。17世紀初，百慕大在船長中間以難以確定位置著稱。問題是海洋太大，百慕大太小，用來解決這個差異的航海儀器嚴重不足。連1海里的長度還都說法不一。關於海洋的寬度，最細小的計算錯誤也會變得很大，因此船隻往往以極大的誤差找不到百慕大這樣大小的目標。諾伍德愛好三角學，因此也愛好三角形，他想在航海方面用上一點數學，於是決定計算1度經線的長度。

諾伍德背靠著倫敦塔踏上了征途，歷時兩年向北走了450公里來到約克，一邊走一邊不停地拉直和測量一根鏈子。在此過程中，他考慮到土地的起伏、道路的彎曲，始終一絲不苟地對數據進行校正。最後一道工序，是在一年的同一天，一天的同一時間，在約克測量太陽的角度。他已經在倫敦做完第一次測量。根據這次測量，他推斷，他可以得出地球1度經線的長度，從而計算出地球的整個周長。這幾乎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工作——1度的長度只要算錯一點兒，整個長度就會相差許多公里——但實際上，就像諾伍德自豪地竭力聲稱的那樣，他的計算非常精確，相差「微乎其微」——說得更確切一點，相差不到550米。以米制來表達，他得出的數字是每度經線的長度為110.72公里。

1637年，諾伍德一部在航海方面的傑作《水手的實踐》出版，立即贏得一批讀者。它再版了17次，他去世25年以後仍在印刷。諾伍德攜家人回到了百慕大，成為一名成功的種植園主，空閑時間便以他心愛的三角學來消遣。他在那裡活了38年。要是對大家說，他這38年過得很幸福，受到了人們的敬仰，大家一定會很高興。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在離開英格蘭以後的航行途中，他兩個年幼的兒子跟納撒尼爾·懷特牧師同住一個船艙，不知怎的讓這位年輕的牧師深受精神創傷，在他餘生的許多時間里會想方設法來找諾伍德的麻煩。

諾伍德的兩個女兒的婚姻都不盡如人意，給她們的父親帶來了額外的痛苦。有個女婿可能受那位牧師的唆使，不斷為了小事去法院控告諾伍德，惹得他非常氣憤，還不得不經常去百慕大的那一頭為自己辯護。最後，在17世紀50年代，百慕大開始流行審訊巫師，諾伍德提心吊膽地度過了最後的歲月，擔心自己那些帶有神秘符號的三角學論文會被看做在跟魔鬼交流，自己會被可怕地判處死刑。我們對諾伍德的情況知之甚少，反正他在不愉快環境中度過了晚年，實際上也許是活該。肯定沒錯的是，他的晚年確實是這樣度過的。

與此同時，測定地球周長的勢頭已經到達法國。在那裡，天文學家讓·皮卡爾發明了一種極其復雜的三角測繪法，用上了扇形板、擺鍾、天頂象限儀和天文望遠鏡（用來觀察土星衛星的運動）。他花了兩年時間穿越法國，用三角測繪法進行測量；之後，他宣布了一個更加精確的測量結果：1度經線為110.46公里。法國人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這個結果是建立在地球是個圓球這個假設上的——而現在牛頓說地球不是這種形狀的。

更為復雜的是，皮卡爾死後，喬瓦尼和雅克·卡西尼父子在更大的區域內重復了皮卡爾的實驗。他們得出的結果顯示，地球鼓起的地方不是在赤道，而是在兩極——換句話說，牛頓完全錯了。正因為如此，科學院才派遣布格和孔達米納去南美洲重新測量。

他們選擇了安第斯山脈，因為他們需要測量靠近赤道的地方，以確定那裡的圓度是否真有差異，還因為他們認為山區的視野比較開闊。實際上，秘魯的大山經常雲霧籠罩，這個小組常常不得不等上幾個星期，才等得上一個小時的晴天來進行測量。不僅如此，他們選了個地球上幾乎最難對付的地形。秘魯人稱這種地形是「非常少見」的——這話絕對沒錯兒。兩個法國人不僅不得不翻越幾座世界上最具挑戰性的大山——連他們的騾子也過不去的大山——而且，若要抵達那些大山，他們不得不涉過幾條湍急的河流，鑽過密密的叢林，穿越幾公里高高的卵石沙漠，這些地方在地圖上幾乎都沒有標記，遠離供給來源。但是，布格和孔達米納是堅忍不拔的人。他們不屈不撓，不怕風吹日曬，堅持執行任務，度過了漫長的九年半時間。在這個項目快要完成的時候，他們突然得到消息，說另一個法國考察隊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北部進行測量（面對自己的艱難困苦，從寸步難行的沼澤地，到危機四伏的浮冰），發現1度經線在兩極附近果真要長，正如牛頓斷言的那樣。地球在赤道地區的測量結果，要比環繞兩極從上到下測量的結果厚出43公里。

因此，布格和孔達米納花了將近10年時間，得出了一個他們不希望得出的結果，而且發現這個結果還不是他們第一個得出的。他們沒精打采地結束了測量工作，只是證明第一個法國小組是正確的。然後，他們依然默不作聲地回到海邊，分別乘船踏上了歸途。

牛頓在《原理》中作的另一個推測是：一根掛在大山附近的鉛錘線，會受到大山和地球引力質量的影響，稍稍向著大山傾斜。這個推測很有意思。要是你精確測量那個偏差，計算大山的質量，你可以算出萬有引力的常數——即引力的基本值，叫做G——同時還可以算出地球的質量。

布格和孔達米納在秘魯的欽博拉索山做過這種試驗，但是沒有成功，一方面是因為技術難度很大，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內部吵得不可開交。因此，這件事被暫時擱置下來，30年後才在英國由皇家天文學家內維爾·馬斯基林重新啟動。達娃·索貝爾在她的暢銷書《經線》中，把馬斯基林說成是個傻瓜和壞蛋，不會欣賞鍾匠約翰·哈里森的卓越才華，這話也許沒錯兒。但是，我們要在她書里沒有提到的其他方面感激馬斯基林，尤其要感激他制定了稱地球重量的成功方案。

馬斯基林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於找到一座形狀規則的山，能夠估測它的質量。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國皇家學會同意聘請一位可靠的人去考察英倫三島，看看能否找到這樣的一座山。馬斯基林恰好認識這樣的一個人——天文學家和測量學家查爾斯·梅森。馬斯基林和梅森11年前已經成為朋友，他們曾一塊兒承擔一個測量一起重大天文事件的項目：金星凌日現象。不知疲倦的埃德蒙·哈雷幾年前已經建議，要是在地球上選定幾個位置測量一次這種現象，你就可用三角測繪法的定律來計算地球到太陽的距離，並由此計算出到太陽系所有其他天體的距離。

不幸的是，所謂的金星凌日是一件不規則的事。這一現象結對而來，相隔8年，然後一個世紀甚至更長時間都不發生一次。在哈雷的生命期里不會發生這種現象。但是，這個想法一直存在。1761年，在哈雷去世將近20年以後，當下一次凌日准時來到的時候，科學界已經作好准備工作——准備得比觀測以往任何一次天文現象都要充分。

憑著吃苦的本能——這是那個時代的特點——科學家們奔赴全球100多個地點——其中有俄羅斯西伯利亞、中國、南非、印度尼西亞以及美國威斯康星州的叢林。法國派出了32名觀測人員，英國18名，還有來自瑞典、俄羅斯、義大利、德國、冰島等國的觀測人員。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合作的科學活動，但它幾乎到處困難重重。許多觀測人員遇上了戰爭、疾病或海難。有的抵達了目的地，但打開箱子一看，只見儀器已經破碎或被熱帶的灼人的陽光烤彎。法國人似乎命中註定要再一次遭遇倒霉的厄運。讓·沙佩乘馬車呀，乘船呀，乘雪橇呀，花了幾個月才到達西伯利亞，每一顛簸都得小心護著容易損壞的儀器。最後只剩下關鍵的一段行程，卻被一條漲水的河流擋住了去路。原來，就在他到達前不久，當地下了一場罕見的春雨。當地人馬上歸罪於他，因為他們看到他把古怪的儀器對准天空。沙佩設法逃得性命，但沒有進行任何有意義的測量工作。

更倒霉的是紀曉姆·讓蒂，他的經歷蒂姆西·費里斯在《在銀河系裡成長》一書里作了精彩而簡要的描述。讓蒂提前一年從法國出發，打算在印度觀測這次凌日現象，但遇到了種種挫折，發生凌日的那一天還在海上——這幾乎是最糟糕的地方，因為測量需要保持平穩狀態，而這在顛簸的船上根本無法做到。

讓蒂並不氣餒，繼續前往印度，等待1769年的下一次凌日現象。他有8年的准備時間，因此建立了一個一流的觀察站，他一次又一次測試他的儀器，把准備工作做得完美無缺。1769年6月4日是發生第二次凌日現象的日子。早晨醒來，他看到是個艷陽天；但是，正當金星從太陽表面通過的時候，一朵烏雲擋住了太陽，在那裡停留了3小時14分7秒的時間，幾乎恰好是這次金星凌日的時間。

讓蒂大失所望地收拾儀器，前往最近的港口，而途中又患了痢疾，有將近一年時間卧床不起。他不顧身體依然虛弱，最後登上了一條船。這條船在非洲近海的一次颶風中幾乎失事。出門十一年半以後，他終於回到家裡。他一無所獲，卻發現他的親戚已經宣布他死亡，爭先恐後地奪走了他的財產。

比較而言，英國派到各地的18名觀測人員所經歷的失望就不算一回事。梅森與一位名叫傑里邁亞·狄克遜的年輕測量員搭檔，相處得顯然不錯，兩人還結成了持久的夥伴關系。他們奉命去蘇門答臘，在那裡繪制凌日圖。但他們的船出海的第二天晚上就受到了一條法國護衛艦的攻擊。（盡管科學家們處於一種國際合作的心態之中，但國家並非如此。）梅森和狄克遜給皇家學會發了一封簡訊，說看來公海上非常危險，不知道整個計劃是不是應該取消。他們很快收到一封令人寒心的回信，信中先是對他們一頓臭罵，然後又說他們已經拿了錢，國家和科學界都對他們寄予希望，他們不把計劃進行下去就會顏面掃地。他們改變了想法，繼續往前駛去，但途中傳來消息說，蘇門答臘已經落入法國人之手。因此，他們最終是在好望角觀測這次凌日現象的，效果很不好。回國途中，他們來到大西洋一個孤零零的小島——聖赫勒拿島上，作了短暫停留，在那裡遇上了馬斯基林。由於烏雲覆蓋，馬斯基林的觀測工作無法進行。梅森和馬斯基林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誼，一起繪制潮流圖，度過了幾周快活的，甚至是比較有意義的日子。

此後不久，馬斯基林回到英國，成為皇家天文學家，而梅森和狄克遜——這時候顯然更加成熟——啟程前往美洲，度過漫長而時常是險象環生的4年。他們穿越393公里危險的荒原，一路上搞測量工作，以解決威廉·佩恩和巴爾的摩勛爵兩人地產之間的以及他們各自殖民地——賓夕法尼亞和馬里蘭——之間的邊界糾紛。結果就是那條著名的梅森一狄克遜線。後來，這條線象徵性地被看做是美國奴隸州和自由州之間的分界線。（這條線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但他們還進行了幾次天文觀測。其中有一次，他們對1度經線的長度作了當時那個世紀最精確的測量。由於這項成就，他們在英國贏得了比解決兩位被寵壞了的貴族之間的邊界糾紛高得多的贊揚。）

回到歐洲以後，馬斯基林與他的德國和法國同行不得不下結論，1761年的凌日觀測工作基本失敗。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問題之一在於觀測的次數太多。把觀測結果放在一起，往往證明互相矛盾，無法統一。成功繪制金星凌日圖的卻是一位不知名的約克郡出生的船長，名叫詹姆斯·庫克。他在塔希提島一個陽光普照的山頂上觀看了1769年的凌日現象，接著又繪制了澳大利亞的地圖，宣布它為英國皇家殖民地。他一回到國內，就聽說法國天文學家約瑟夫·拉朗德已經計算出，地球到太陽的平均距離略略超過1.5億公里。（19世紀又發生兩次凌日現象，天文學由此得出的距離是1.4959億公里，這個數字一直保持到現在。我們現在知道，確切的距離應該是1.49597870691億公里。）地球在太空中終於有了個方位。

梅森和狄克遜回到英國，成了科學上的英雄；但是，不知什麼原因，他們的夥伴關系卻破裂了。考慮到他們經常出現在18世紀的重大科學活動中，對這兩個人的情況知道得如此之少，這是很引人注目的。沒有照片，極少文字資料。關於狄克遜，《英國人名詞典》巧妙地提到，他「據說生在煤礦里」，然後讓讀者去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提供合理的解釋。《詞典》接著說，他1777年死於達勒姆。除了他的名字和他與梅森的長期夥伴關系以外，別的一無所知。

關於梅森的情況，資料稍多一點。我們知道，1772年，他應馬斯基林的請求，奉命尋找一座山，供測量引力偏差之用；最後，他發回報告，他們需要的山位於蘇格蘭高地中部，就在泰湖那裡，名叫斯希哈林山。然而，他怎麼也不肯花一個夏天來對它進行測量。他再也沒有回到現場。人們知道，他的下一個活動是在1786年。他突然神秘地帶著他的妻子和8個孩子出現在費城，顯然窮困潦倒。他18年前在那裡完成測量工作以後沒有回過美洲，這次回來沒有明顯的理由，也沒有朋友或資助人迎接他。幾個星期以後，他死了。

由於梅森不願意測量那座山，這個工作落在了馬斯基林身上。1774年夏天，有4個月時間，馬斯基林在一個遙遠的蘇格蘭峽谷的帳篷里指揮一組測量員。他們從每個可能的位置作了數百次測量。要從這么一大堆的數據中得出那座大山的質量，需要進行大量而又枯燥的計算。承擔這項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查爾斯·赫頓的數學家。測量員們在地圖上寫滿了幾十個數據，每一個都表示山上或山邊某個位置的高度。這些數字真是又多又亂。但是，赫頓注意到，只要用鉛筆把高度相等的點連起來，一切就顯得很有次序了。實際上，你馬上可以知道這座山的整體形狀和坡度。於是，他發明了等高線。

根